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被称为“世界三大湾区”。毫无疑问，在粤港澳大湾区要规划建成世界第四大湾区、浙江上海共谋环杭州湾湾区的背景下， “大湾区”正在成为一个舆论热词。
（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但是，“大湾区”和地处内陆的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又有什么关系？
其实，所谓“大湾区”，本质上就是一种城市群。“大湾区”的发展历程，就是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大湾区”的崛起，就是大都市区的崛起。
“世界三大湾区”作为世界最著名的三大城市群，它们无不以庞大的经济体量、宜人的环境、包容的文化、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其强大的辐射能力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透视“世界三大湾区”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经验及教训，也为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的成都提供借鉴。
一、开放是恒久的主题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开放的进程。无论对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城市群来说，开放都是恒久的主题。
这个主题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又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越来越艰难，往往需要开放倒逼改革。同时，开放也是一种红利源泉，随着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终结，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全方位开放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发生的；而它们之所以能笑傲世界城市群的金字塔尖，正是因为它们站在了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前沿。
400年前，当丰臣秀吉让德川家康迁到江户，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他的发展；但德川家康不曾想到的是，东京湾良好的岸湾条件，恰好迎合了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趋势。这就是开放的大趋势。
（东京湾区）
在纽约湾区的发展史上，纽约港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对于旧金山湾区来说，旧金山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不得不承认，“世界三大湾区”占据了开放的天时地利。
据统计，在全球29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在内陆农业人口密集地区作为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只有两个，而临海型城市却有19个。
显然，“世界三大湾区”都具有开放发展得天独厚的临海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利用了这样的优势，至今仍然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区域。
作为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成都没有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但越是这样，越需要开放，越倚重开放。
实事求是地说，成都对外开放起步较晚，开放总体水平不高，不仅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甚至落后于同处内陆的少数兄弟城市。但这也恰恰给了成都巨大的开放空间。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特别是伴随着航空优势，成都从内陆腹地变为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前沿，成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这给了成都大力发展开发型经济的大好机遇。
打开大门搞建设，让新鲜空气进来，让新生力量进来--这是“世界三大湾区”给成都的第一启示。
二、聚集是城市的本质
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汇聚全球性的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来促进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因为，聚集正是城市的本质。发达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快速聚集、高效流动，然后再聚集、再流动，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特定区域并实现效益最大化。
用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话说，就是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
“世界三大湾区”是最好的例证。
依托东京湾发展起来的东京大都市圈，面积13562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5%。人口约3800万。国内生产总值约合9636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的1/3。
纽约湾区自19世纪中期开始逐步发展，如今以其发达的金融和制造业、便利的交通、高水平的教育和优良的环境吸引了超过4347万人口，被视为国际湾区之首。就拿纽约来说，780平方公里的土地集聚了1800万人口，创造了全美国10%的GDP。
（纽约湾区）
至于旧金山湾区，总人口约768万，陆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但如果把它视为一个经济体，在全球排名第21位。这里有29家财富500强企业，数量仅次于纽约。
相比较这些世界大湾区，特别其中的引擎城市如东京、纽约，中国的大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聚集度，还远远不够。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国的一成多。
就区域经济而言，成都的经济占比看起来还不错。2016年，四川全省实现GDP32680.5亿元，成都最高，超过12170亿元。成都经济区的GDP，也占到经济总量的63.57%。
但是，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成渝城市群的引擎城市，成都从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资源的聚集度，都还远远不够。
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聚集更多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成都才能真正建成国际化大都市，才能更好地引领城市群的发展。
三、产业是崛起的根基
问题是，一个城市或者城市群，在开放的竞争中，靠什么来聚集全球性的资源？
纵观全球，发达城市都因拥有强大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实力而站到世界舞台中央。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撑，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正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先进生产要素和优秀人才向城市聚集。而且，产业一旦形成规模，将产生滚雪球式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外部资源要素加快集聚，促进内部新生主体快速衍生和成长。
拿东京湾区来说，上百年时间里，东京向西发展出京滨工业地带，向东发展出京叶工业地带。这里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还包括了金融、研发、文化和大型娱乐设施和大型商业设施等，成为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娱乐中心和消费中心。
纽约湾区就更不用说了，从制造业中心转型升级，形成曼哈顿的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增长，更推动国际资本进一步的集聚。
在旧金山湾区，科技公司群星闪耀，硅谷地区为主，云集了成千上万家高新科技企业，涉及计算机、通信、互联网、新能源等多个产业。
（旧金山湾区）
对于成都来说，要站稳国家中心城市的位置，引领城市群发展，核心在城市功能，关键靠产业支撑。但2016年成都经济总量、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离部分兄弟城市还有一定差距，产业的根基并不牢固。
因此，成都还需要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包括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现代金融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开放型经济和现代物流业等。
四、规划是长远的引领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聚集、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遵循市场规律的过程，但规划也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说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是有机的两面。
政府的重要作用，就是科学规划，包括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布局等。这里需要专业的眼光和能力，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世界三大湾区”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它们也同时非常强调规划的实施。
比如，东京湾区内的一都三县，包括若干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保持区域建设的长期性和协同性，主要依靠规划。大东京规划之下，每个地区有各种规划，如千叶县有千叶县的规划，千叶县自身又有临海部与内陆部的规划等。所有这些规划的衔接都由智库居中协调。
而回顾纽约湾区的形成、发展历史，除了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跨行政区域的统筹协调规划也起了重要作用。纽约区域规划协会，是纽约湾区近百年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定位，包括硅谷的形成和发展，政府很少干预，但湾区还是建立了一些区域治理机制，帮助协调区域问题，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空气质量等方面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和管理。
借鉴“世界三大湾区”的经验，成都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生产生活生 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和城市发展的宜居性，需要科学而长远的规划。
因此，成都提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经济地理，显然是有的放矢。
按照相关规划，成都要构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系，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十字方针”，着力构建以龙泉山脉为中心，南北双向拓延、东西两侧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推动成都进入“双城”时代。
（粤港澳大湾区）
五、防治大城市病要未雨绸缪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大城市病的困扰，比如拥堵、污染、高房价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大城市病”的危害在于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但不能认为，它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是不得不接受的代价。
我们不仅要治理大城市病，更要尽可能避免大城市病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世界“三大湾区”走过的历程，提供了他山之石，也提供了前车之鉴。
比如，东京湾在战后工业化前期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教训非常深刻。而对于拥堵，东京提高了高密度人口聚集下的管理、运营能力，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圈，却是城市病最少的一个。
纽约湾区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基础设施落后、住房成本高企、自然灾害频发等。纽约地铁是纽约基础设施落后的典型案例，延误、停运、换线等都是家常便饭。
至于旧金山湾区，住房和交通是长期困扰旧的两大难题。湾区是全美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削弱了湾区这一优势。旧金山湾区成为美国人口外流量最大的地区。
（成都坐标图）
截至2016年底，成都管理的人口已达2030万，三个圈层的经济结构和环形交通组织方式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
据测算，到2030年全市经济总量将达3.8万亿、人口规模也将突破2200万人的承载极限。如果没有科学的应对方案，到时候的大城市病将更加严重。
对于已有的大城市病，成都需要及时治理；对于还没有发生的大城市病，成都需要未雨绸缪。
从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到产业发展的科学布局；从城市环境的治理改善，到城市管理的提档升级，世界“三大湾区”都给了成都经验与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