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档案馆里，一张本应在73年前送出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静静躺着。泛黄的纸页上写道：“茲有李云祥同志不幸於一九三八年在響當鋪光榮犠牲……”
他是谁？这份证明书为何留在这里？他经历了什么？这几行字，像一道穿越时光的召唤，开启了雅安市“寻找档案里的英烈”专项工作。历时3年，翻阅超过17万份档案，行驶10万公里，他们从模糊的地名、不确定的职务，甚至错误的信息碎片中，一点点拼凑出105位英烈的故事，其中有24位是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烈士。
“如果现在不整理、不补充，再过几十年，他们可能就永远被遗忘了。”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袁永涛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正是他发起了这场寻找。
01、不让英雄湮没于尘埃
一份执念：一个都不能忘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明白他们牺牲的意义。”在袁永涛心中，有一段埋藏了17年的伤痛。2008年，还在部队服役的他，与战友一同参与了一场特大火灾现场扑救。在这场长达数十小时的灭火救援中，6名群众获救，但他的3位战友英勇牺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昨天还在一起抽烟聊天，转眼只剩一张烈士证，那种感受无法言说。”袁永涛说，亲人离世时他未曾落泪，但战友牺牲，他哭湿了衣裳。这份痛，让他坚定地认为，每一位烈士，都不该被遗忘。
2013年转业回乡后，袁永涛在雅安市雨城区民政局工作。在一次换发、补发《烈士证明书》时，他发现有人拿着家人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前来，但名字却未录入《四川省革命烈士英名录》。
“这些英烈为何‘沉睡’在档案中？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袁永涛心头。
转机出现在2022年。他在天全县档案馆的一场展览中，偶然间又看到一份《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赫然记录着李云祥牺牲信息。早已对雅安抗战烈士名录熟记于心的袁永涛，看到这个名字却感到十分陌生。他敏锐的直觉意识到，可能还有更多烈士档案，被完好保存在市县两级的档案馆中。
为什么这些英烈信息会保存在档案里？袁永涛分析，解放初期由于交通不便、家属迁徙、信息不全或烈士已无亲人等原因，部分烈士证明书未能送达，于是存于当地档案馆。“1980年《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出台时，已事隔几十年，经手人员更迭，谁还记得这些档案？因此他们未被录入1982年编纂的英名录。”他说。
彼时已调至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袁永涛，很快向上汇报此事并萌生了寻找档案里的英烈的想法。
经过两年多基础工作，雅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雅安市档案馆于2025年1月正式启动专项寻找。
02、亟待“唤醒”的档案英烈
一场寻踪：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大海捞针
“馆藏8万份档案，找一个人、一份材料，真是大海捞针。”雅安市天全县档案馆编研宣传股股长刘强说，他们借助数字化技术，通过关键词检索、档案比对，连续数月查史料、看纪录片、实地走访，最终确认李云祥是在1938年八路军第129师响堂铺伏击战中牺牲的雅安籍烈士，同时还找到了同一战役中牺牲的何国才、文子清、李化荣三位雅安烈士。
寻找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很多时候，工作组面对的是模糊的地名、写错的姓名、缺失的部队番号……袁永涛曾四次前往省档案馆，因许多涉密档案无法电子检索，只能一页页翻、一条条核，最终找到乐以琴、雷震、罗钺三位烈士的佐证材料。
为核实身份，工作专班还奔赴重庆、新疆、西藏、江苏等地，行程超10万公里。
“没有正式批复或军队证明，哪怕英烈事迹被拍过影视作品，组织程序上也不能认定为烈士。”袁永涛语气坚定，这份严谨，是他对历史最大的尊重。
袁永涛回忆，这条寻找的道路上最让他动容的，是找到红岩英烈吕英的儿子吕亚丹。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一卷）》中有一句记载：“1948年11月4日，中共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在乐山被捕，不久雅安工委另一负责人吕瑛亦被捕。”在寻找烈士的过程中，袁永涛偶然读到这句话，文中所述的吕瑛并不在雅安烈士英名录。
针对这条信息，他们又开启了一段寻找的征程。
他们翻遍雅安全市资料，只知吕瑛是汉源县清溪镇人，1939年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其余不详。这份“不完整”的档案，刺痛了袁永涛和同事们的心，他们踏上了跨越400公里的寻找。最终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发现英名墙上刻着一个相似的名字“吕英”，但没有照片，也没有背景资料。这两个名字有可能是一个人吗？
就在几乎放弃时，在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助下，他们得到一条疑似有用的信息，一位名叫李维哲的烈士家属信息高度吻合，可能是他们寻找的人。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袁永涛拨通电话说明来意后，对方沉默良久，最终一位老人声音颤抖地说：“我就是吕英的儿子。”
03、等待七十年的归家
一段解谜：从书中的名字到真实的人生
“我们双手紧握的那一刻，吕英不再只是书里冰冷的名字，而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牵挂。”袁永涛回忆说，约定见面的当天，他远远地看到，吕亚丹老人早已在楼下等候。当他看到老人拿出的照片、烈士证明书的那一刻，书中的“吕瑛”与英名墙上的“吕英”确认系同一人之时，这一路的艰辛都值了。
通过吕亚丹讲述得知，当年因地下工作需要，吕英直至牺牲仍使用化名，导致家乡政府并不知道他的事迹。
在交谈中，吕亚丹告诉袁永涛，他心中有个遗憾，父亲被捕后，母亲随即带他们三姐弟前往重庆，那年他只有7岁，此后再也未回家乡。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2023年9月26日，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协助下，吕亚丹终于回到汉源县清溪镇。走过记忆中的青石板桥，他激动地向女儿讲述往事。看到木门框上悬挂的父亲照片，他忍不住泪湿眼眶，轻抚照片喃喃道：“爸爸，我回来看你了，回老家了。我一直想你。”
袁永涛坦言，当时他感动得红了眼眶，但他知道，还有更多英烈在等待与家人“团聚”。令人遗憾的是，还有部分“沉睡”在档案馆里的抗战烈士遗属至今仍未找到，但寻找之路不会停止。
他们曾以生命回应时代召唤，我们正以寻找和铭记回答历史叩问。
“保管和利用档案资源，是档案馆的重要职责。此次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紧密合作，市县联动，查阅档案17万多份，获取有价值线索1.4万余条。”雅安市档案馆副馆长向松涛说。三年来，雅安市为105名英烈找回姓名，其中96位凭官方证明被正式认定，校核修订信息1143条。抗日英烈李云祥、地下党员吕英、反恐英雄龙飞……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壮烈的故事拨云见日。
2025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纪念日，雅安市通过官方媒体发布了第一批24位抗战烈士名录，李云祥、吕英、朱广元等名字正式刻入雅安市烈士陵园英名墙。
为何注明“第一批”？袁永涛说，只要档案中还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寻找就不会停止。“如果我们不去找，这些英烈就永远保持在档案里，就没人记得他们，没人知道他们做出的贡献。”他告诉小布，不仅寻找档案里的英烈不能停，让英烈与家人“团聚”的工作他们也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