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
“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展”正在成都博物馆如火如荼的展开，250余件青铜重器讲述着一段段秦蜀渊源。传世的青铜酒器上带着历经兴衰的历史烙印，青铜文化生动而清晰。
藏礼于器
青铜器根据用途分了水器、酒器、食器、兵器、车马器、乐器等，为什么此次展出的酒器居多呢？宝鸡市文物局副局长刘宏斌告诉四川新闻网记者，青铜器多于贵族使用，且很多青铜器都是庙堂之器，所谓庙堂之器就是举行大型祭祀活动、重大活动才会用青铜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的重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酒祭。认为酒祭是中华文明的一大代表，最重要的一种祭祀礼仪。
“礼”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规范，一个秩序的体现，这个“礼”靠什么承载？就是礼器。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早期礼制成熟的时期，青铜器便起源于夏，在那个时期，酒器常作为礼器被用来参与各类神秘庄重的祭祀仪典。周公就曾说：“饮惟祀，德将无醉。”那时他们把酒看做同祭典一样庄重的东西。所以青铜酒器也根据不同的需要发展出了不同的种类，成为了青铜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在民间有着“夏人重食器，商人重酒器，周人重礼器”的说法。在顾颉刚《中国古代述略》中分析，夏朝刚刚从混沌迷蒙中苏醒，进入文明社会，但物质生产匮乏，民以食为天，所以祭祀中特别重视食器；而商朝统治区域土地肥沃，耕作技术先进，农事日渐轻松，由于富余的粮食而兴起了酿酒的文化，所以重视酒器的铸制。那个时期的人们是把酒爱到了生命里，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整天酗酒无度，而是他们把酒文化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如今我们只要从酒器的种类之丰富，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钱公麟《商周辨伪》提到，出土的西周铭文中有“商亡于酗酒”的戒辞，武王灭商后，周人吸取教训，以酒为戒，因此从周朝开始，祭祀中的酒器便日渐减少。对待酒的如此变化可以从本次展出的“方罍（léi）”和“禁”中一窥究竟。
“青铜器出土来自于窖藏、墓葬和建筑遗址。中国古代崇信‘ 事死如生’，逝者生前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逝去后亦然。同时也因藏礼于器，所以大家会发现，出土的青铜器多是水器、酒器、食器这些祭祀礼器。”刘宏斌介绍。
亚伐方罍（由成都博物馆供图）
亚伐方罍 文化的交流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于1976年同时出土了两件方罍，两器尺寸大小略有不同，但形制与装饰方法基本一致，皆应是属于“亚伐”族氏的同组用器，是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铜礼器。此亚伐方罍藏于洋县文博馆，另一件较小的兽面纹方罍藏于城固县博物馆。方罍器盖为庑殿四阿式，装饰以雷纹为底的倒置卷角兽面纹。罍体直颈，圆肩，弧腹，凹底。颈部一周装饰以雷纹为底的连体兽面纹，与器盖纹饰上下呼应。肩部左右两侧各有一牛首形耳，前后两面各饰一高浮雕卷角羊首；以羊首浮雕与牛首耳为界，两边各饰一首首相对的夔纹。腹部纹饰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涡纹间饰夔纹，下部饰夔纹、蝉纹组成的蕉叶纹。腹下部有一羊首鋬，其造型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方罍基本一致。较大一件底部有补铸痕迹，左耳内侧壁刻有铭文“亚伐”。据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1978年，河北灵寿西木佛村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卣(yǒu)，卣盖及器身上也有“亚伐”铭文。从陕西到河北，“亚伐”铜器分布得如此分散，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封赏或氏族联姻有关。不仅如此，仔细看本次展出罍中，反复的出现涡纹、夔纹等纹饰，与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罍皆有相似之处，显示出两地紧密的文化联系。
一号禁
一号禁
一号铜禁 敬酒亦禁酒
“禁”作为礼器是一种放置酒樽的器座，类似于酒桌、案几，产生于周武王灭商之后，用于劝解饮酒之人适度饮酒，切忌酗酒。郑玄注《周礼》:“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殷商贵族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为吸取商因纵酒而亡国的教训，周公命令康叔在殷商故土卫国宣布禁酒令，传达了“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等禁酒思想，是为《酒诰》。魏敏说，“禁”这一青铜礼器，应该就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展出的1号禁为长方体，有直棱纹、夔龙纹等精美的纹饰，图片上显示摆放的是三个酒器，准确来说应该会放置七八件酒器，彝、卣(yǒu)、纍(léi)、缶(fǒu)……以此来提醒贵族要饮酒有度。（记者 李慧颖 摄影报道）
编辑：彭宛聆